年春夏之交，地处江汉平原南部的监利县发生了三件大事：
一是县委书记杨道洲于4月下旬“顺利”当选荆州市副市长，可是没过两个月时间，却又被省、市领导“遣”回监利，令其继续履行监利县委书记之职责。
二是在任县长张永林在即将接任县委书记之际，突患重病，医院救治无效，不到一个星期便撒手人寰，年仅47岁。
三是监利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痛陈监利农村悲苦现状，被刊登在中办、国办信访局《群众反映》第28期上，引起党和国家有关领导人的高度 应该说，上述三桩事情都具有一定的讽刺意义。
杨道洲年方47岁，是一位有才干、有魄力的领导，是监利县50年来唯一从“政首”（县长）奔至“党首”（县委书记）的官员，当然也是监利县唯一升迁到外地后又“打道回府”的官员。杨道洲此番回到监利，并非出于监利人民对他的挽留，而恰恰相反，是因为监利在他的任内出现了震惊全国的“三农”问题。省委书记贾志杰认为杨道洲对此负有主要责任，不能就此一走了之。
张永林到监利任县长不到一年。这位石首市的前任市长，长得英俊潇洒，一年前调任监利县县长的时候，便是被上级内定的监利县委书记人选。张永林之死，据说与杨的升迁有直接关系。杨道洲竞选荆州市副市长时，张永林正值肝病发作之际，按照医生要求，本应住院治疗，可又正逢上级考核的当口，张便只好强撑着病体坚持工作。谁料这一撑，便把个普通肝病演绎成了“戊肝”（一种死亡率极高的肝病，其临床表现为肝部迅速萎缩，以至完全丧失造血功能，目前国内尚无有效治疗办法），终成不治，导致英年早逝，岂不哀哉！
一夜之间成为朱镕基亲笔批字的名人的李昌平，更是一个具有复杂意义的人物。李昌平到棋盘乡任职还不到一年，是杨道洲力排众议亲自给放的官，此前李昌平一直赋闲在县农委办公室。早在三年前，李昌平就是一个“新闻人物”，只不过当时的名气不如现在这么大。李昌平出名，是因为他所任职的柘木乡死了一个女人。女人的丈夫因为交不起“夏征款”，被聂河管理区的干部抓到村委会办“学习班”，并被通知“拿钱来取人”。无助的女人情急之下服了农药，医院的途中。李昌平时任柘木乡党委书记。此事本非他直接所为，而且出现问题时，他正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习。但是，因为问题出现在他的“辖区”，李昌平难辞其咎，故而被罢免官职。三年后，李昌平因耐不住寂寞，多次向县领导要求下乡任职，可据说屡次提交县委常委讨论研究，都难以通过。因为在一些县领导的眼里，李昌平属于那种办事不落实、政治不成熟的人。可县委书记杨道洲力排众议，坚持要给李昌平“加担子”。杨道洲认为这个年轻人思想敏锐，看问题有独特见解，值得一用，可以“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发挥一下作用。这样，李昌平便得以在“茶铺事件”三年之后，调到与柘木乡平级的棋盘乡任党委书记。没想到，这位曾因“加重农民负担致死人命”的乡干部摇身一变，成了为民请命的英雄。而他的“上书总理”之举，却把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杨道洲拖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监利地处湖北省南部，昔属云梦古泽。这里滨江介湖，水患连年，是一块苦难深重的土地。
然而，相对自然环境，监利县的社会环境要显得更其复杂和险恶。
在监利，做人难，为官更不易。
监利历史上出过一些名人，但在草民看来，真正具有典型意义的监利籍名人只有两个：一个是伍子胥，一个是平子奇。
伍子胥是春秋时期的人，据考证，生于监利黄歇伍家场。伍子胥出名，缘于伍家在故乡遭受满门抄斩之祸，伍子胥出于求生的本能，被逼逃往吴国（治所在今南京市），投奔于吴公子阖闾的帐下，后来当了吴国宰相，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后来为报家仇，伍子胥征得吴王同意，与另一著名军事家孙武一道，率吴国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回楚国，鞭尸楚王，险些把三千里楚国江山夷为平地。尽管伍子胥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但在其家乡监利，却对这个人是另一番评价。直到如今，提起这位背宗叛祖的监利人，一部分监利耆老仍然愤愤不平，认为你伍子胥纵有天大的冤枉，也不该挟愤报复家乡人啊！在历史上，大凡功德卓著的伟人，监利人都会为其塑金身，修庙宇，但是，监利县修立的寺庙不计其数，却从无人为伍子胥立庙塑身，可见监利人对伍子胥衔冤之深。
平子奇的名气当然要小得多，但却是一个极富个性的人。平子奇乃晚清时期人，是一个有名的“光棍”，靠告状、打官司著名。据说当时监利的官员们都很怕他，十之八九是被他给刁难走的。有个湖南籍知县，初到监利上任，听说平子奇之厉害，颇不以为然，便差人找到平子奇，对他说：“平先生，听说你很会找人的茬子。本官初来乍到，你说我有没有罪呢？”平子奇不假思索地说：“有！”知县大感诧异：“我有何罪？”平子奇厉声道：“你头顶皇天，脚踏后土，无事扰民，还敢说无罪！”知县当即吓得卷铺盖走了路。
这两个名人虽有着不同的经历和影响力，但他们的故事却说明了同一个问题：监利，是一块险恶之地！
这可以从许多历史事实中得到印证。远的不说，且看监利县近几十年来的官员，似乎没有一个得以体面离任。
那些平庸等闲之辈暂且不去说他。单说监利的近两任县委书记——张琼江和杨道洲。
年，张琼江成为县委书记，时如一股春风，给沉闷多年的监利县注入了较强的活力。相比前任，张琼江显然是个开明得多的领导，他主张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主张兴工活商、固本强基；主张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走多种经营和粮食转化增值的路，等等。在其任内，监利的城区建设、道路建设、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东荆河大桥建设等赫然在目。这样一位颇有建树的官员，却硬是让监利人告得“体无完肤”（无非是贪污、受贿、搞异性之类），调离监利的时候走得非常狼狈。
杨道洲可以算得上是监利县历任官员中最有才华的一位。他头脑清醒，口才过人，办事果断，作风干练。除了一些较为严肃的例会，一般的会议讲话，杨道洲从不要稿子，却能口若悬河，娓娓道来，逻辑严谨，层次分明，很能煽情。他善于抓大放小，也颇有些政绩，如全力领导了98、99抗洪，扶持银欣、华力等龙头企业，等等。照理说，从“正处”奔到“副厅”的位置，这对于一个监利县委书记来说，应该是个较光明的结局，可他最终没有逃脱受伤的命运，临走时还是让监利人给狠狠地踹了一脚。
面对李昌平的上书，省委书记的诘难，市委书记的责怪，杨道洲的情绪十分低落。回到监利后，他就临时住在宾馆里，除了履行正常职责之外，一般情况下总是闭门谢客。他在反思着，在监利出现的问题中，自己究竟应该承担哪些责任。
监利的问题实在是太多：沉重的农民负担、庞大的政府开支、臃肿的各种机构、膨胀的寄生阶层、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穷凶极恶的征管部门、每况愈下的社会风气、贪污成风的官僚群体、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成群结队被迫外出打工的县民、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等等，这堆积如山的问题曾经让他这个踌躇满志的县委书记头疼不已。
这些问题是经年累月沉淀所至，也是现有体制使然。杨道洲不可能、也没有这个胆量去解决这些问题。他只能力保在其县委书记的任内不出大的问题，同时牢牢抓住新闻媒体，让它们多多宣传自己的政绩，以便使自己快点儿体面地离开监利这个鬼地方。
在抓舆论宣传这一点上，杨道洲可以说胜过监利任何一任县委书记。无论他走到哪里，总有县广电局、监利报社的一群善于歌功颂德的人尾随其后。监利人无论是在报纸上，还是在电视里，每天都可以看到杨书记今天视察这里，明天指挥那里，上午在某某会议上作指示，下午又在某某文件上作亲笔批复的消息。在′98抗洪过程中，监利电视台曾将杨道洲现场指挥抗洪抢险的一个镜头精心地制作成抗洪专题节目的片头，每夜在黄金时间播放，那简直就成了“百万监利人民紧跟杨道洲”的一个具有典型象征意义的镜头。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过多的传媒宣染，使得杨道洲在监利人心目中的印象不仅没有提升，反而打了折扣。许多人常常指责杨道洲喜欢作秀，爱好吹牛，以便最大限度地捞取政治资本。而真正熟知杨道洲的人，却很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他并不在乎监利人怎么看他。他是希望借助媒体的宣传，让上面知道他杨道洲都在监利干了些什么，取得了哪些政绩，以便尽早地远走高飞，跳出监利这个火坑！
监利人大体还记得，在杨道洲初到监利任代理县长的时候，曾有过一次惊天动地的举动：退贿。
而那个退贿的“壮举”差点儿断送了他的政治前程！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杨道洲刚到监利上任不久，前来向他套近乎、送夜礼的人就络绎不绝。他曾试图以闭门谢客的方式，阻止那一拨拨前来“孝敬”他的下属们，但无济于事。那些人简直就像黄河边上的蝗虫，黑压压，铺天盖地，在家里见不着你，它们就在办公室“叮”你，你总不能连办公室的门坎儿也不让我进吧？杨道洲出于无奈，索性出此下策：你送，我就收；送多少，咱收多少。然后呢，他就把秘书叫来，声色俱厉地道：“把这些大大小小的‘红包’及送包人姓名都列成清单，全部交给县财政局。”见秘书面有难色，杨补充道：“谁要是在这件事情上对我杨道洲有想法，就把他们的名字报到县纪委去，曝光！”
杨道洲的退贿之举，如同引爆了一枚重磅炸弹，立刻成为轰动全县的一个爆炸性新闻。是时，全县各部办委局的公务员们都在津津乐道地谈论着同一个话题：杨县长退贿。初来乍到的杨道洲在监利的人气指数骤然飙升，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和迷茫的监利人，仿佛一下子看到了监利的希望和未来。这么多年来，你们看到过如此清廉的县领导吗？反腐败，谁都希望动真格的，但有谁像杨县长这样干脆彻底不留情面？共产党，伟大啊！把杨道洲同志调到监利来，英明啊！这真是，盼星星，盼月亮，杨县长就是监利人期盼已久的清官、明君、救世主啊！
然而，杨道洲的麻烦也接踵而至了。因为他此举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自证清白，殃及他人。他退贿的举动分明是昭示大家：刚上任仅四月之久的代理县长尚且有如此丰厚的灰色收益，那么县委书记以及其他实权派官员呢？
就是这么一下子，监利所有的县领导“刷”地与他拉开了距离。显然，杨道洲为表清廉，出卖了他的所有同僚，使得他们的处境立刻变得十分难堪。在中国，逢年过节，下属给上司送礼，这成了再寻常不过的事，寻常得如同男女间干那种事儿，谁都知道是怎么个道道，谁都不愿去公开道破。杨道洲这么一捣腾，就把一些原本很隐讳的事情一下子给抖露出去了。这当然是一件“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
于是，在官员们中间，有人据此得出了一个结论：杨道洲这个人政治品质有问题！
你看，“清正廉明”与“政治品质有问题”，杨道洲就这样同时因为一件事，而获得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也难怪，官场自有官场的游戏规则。自古以来，做清官的就没有几个落得好下场的。比如在七十年代末期，监利县一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叫王俊，此公刚刚上任，便下决心整肃官场不正之风，以此来赢得民心，树立起党和政府的威望。王俊首先从县氮肥厂开刀，把县氮肥厂的几百名凭着各种关系走后门进来的“亦工亦农”人员全部清退，在老百姓当中获得一片叫好声，但这种声音没能持续多久，另一种声音就悄然袭来。那些被清退的人都与县几大家领导有着或近或远的裙带关系，王俊这么一清退，无异于捅了马蜂窝。结果，王俊书记上任不久，还未来得及宏图大展，便成了孤家寡人，调离的时候被监利人罗织的罪状居然达数十条之多。
反过来看，那些平庸无能的县领导们呢，却一个个心宽体胖，不管监利经济如何下滑，百姓如何怨声载道，这些人坐在铁交椅上仍然稳稳当当，在其亲戚六眷们都安插在要害部门和单位、拼命地搜刮民脂民膏后，居然还落得一个“好官”的名声。真是天理何在！
杨道洲在“退贿”惹出麻烦以后，立刻感受了一股难以铭状的孤独。从那以后，不论在什么场合，杨都开始变得低调起来：逢人一脸的严肃，开会尽量少发言。要么是通过自身的悟性，要么就是得到了“高人”的指点，反正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做那“退贿求荣”的傻事，而送礼的人在经过了无数次小心翼翼试探、确信杨书记不会再扬言要将红包交给县纪委后，他们在杨的面前也渐渐变得放肆起来。与此同时，县委书记等人也渐渐地对杨道洲放下心来。他们认为杨道洲还不是一个不堪教诲的人。
这使得天良未泯的杨道洲十分痛苦。他痛切地感受到：进了官场，如同掉进染缸；既然无法脱俗，也就只好弃良从俗。
尖锐的内心矛盾，使得杨道洲对自己的仕途生涯感到痛苦，尤其是任职于监利这个鬼地方。他要走，尽快走！
也许问题就出在他“走”心太切这一点上。正当他为自己的成功升迁而暗自庆幸时，却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李昌平一纸上书，如同一记闷棍，将他打昏在赴任荆州的官道上。
他不得不又蔫头耷脑地回到了监利，就像一只有幸得脱的羔羊，又被人牵回了屠宰场！
杨道洲想哭。98年那场特大洪灾，没有压垮他；几年来纷繁杂芜的行政事务，也没能累倒他。可眼下，他却几乎精神崩溃！
他清楚地记得省委书记那盛怒的目光。在一次会议上，省委书记声色俱厉地说：“监利出现的问题在全省范围内，只是特殊的个例！”言下之意：全省形势一片好，唯有监利一团糟。而身为监利县委书记的他，能辞其咎么？
杨道洲可谓被逼到了绝境。对监利的问题，还有谁比他心里更有数呢？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江山。他也许这样想过，要想彻底解决监利的问题，最可行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让老百姓或纳税人确定自己的政府，让政府官员们无法随心所欲，肆无忌惮；再一个办法就是套用毛泽东在半个世纪前的做法：精兵简政，除暴安良，即：撤掉二分之一的无效机构，裁减三分之二的党政冗员，抓捕一批腐败官员，并像“土改”那样，将少数暴富分子的财产充公散民。
杨道洲能这样做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他既没有这个能力，也不具备这个胆量。
不然的话，他便只有无为而治。然而，所谓无为而治在通常情况下是可以的，但在今天这个非常时期，却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监利的情况都弄成这个样子了，你还能无动于衷、无所作为吗？
可想而知，一边是全县多达几个亿的巨额负债（仅乡镇两级总负债额就高达5.4亿元）、每年近一个亿的县级财政缺口，一边是被捅到中央去的监利县的“三农”问题，杨道洲纵然是有三头六臂，又如何下手？
真个是：前有狼，后有虎；左边是刀山，右边是火海！
把杨道洲的处境看一看，便可以说，张永林匆匆撒手人寰，应不失为一种解脱。笔者甚至这样假设：如果张永林不成作古之人，他面临的窘境可能比杨更甚。
张任监利县长不到一年，不见他走基层，访民苦，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却一上任便大搞形象工程，张罗了一个“创两城”活动，一时间拆屋、摊派，闹得民怨沸腾。从此项活动中张永林所表露出的急功近利心态来看，张比杨的短期行为更甚。可以想象，如果张永林接任县委书记一职，比杨道洲也绝不会好到哪里去。
说到张永林县长的早逝，曾有过一段发人深思的小插曲。
张在汉口救治期间，医院的医护人员们曾有过这样的议论：石首人比监利人更重感情。你瞧，凡是看望张永林的石首人，无不饱含深情，充满爱心；而监利人呢，则大多心怀鬼胎，另有所图。医院看望，也主要是看张还有没有康复的可能，并据此确定对张的态度。据说监南有个穷斯滥矣的小乡，在乡财政十分拮据、公办教师们半年没发工资的情况下，乡党委书记却慨然拿出一万元钱来，前去汉口医院看望这位即将升任县委书记的县长大人，当途中打电话得知确切信息，道张永林已无康复之可能时，乡党委书记一干人等旋即调转车头，回到乡里，将那一万元钱放回了抽屉。
当张县长溘然长逝以后，监利人的冷漠达到了顶点：追悼会上，没有一人面露戚容，更无一人痛心疾首——监利人之绝情，于此可见一斑！
然而，监利人真的薄情寡义吗？其实不然。
记得“９８抗洪”时，人民解放军抗洪抢险的英雄壮举，不知打动了多少监利人。尤其是在江城大道送军离监时的情景，简直是十里长街，哭声一片，泪流成河——那场面，真可谓感天动地，铁石碎心！反过来看张永林，身为一县之长，不幸英年早逝，当属惨事一桩，理应令人痛心不已，却无一个监利百姓伤心垂泪，岂不发人深思？
人生在世，因果判然：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草民窃问：张公在世之时，考虑过多少为民造福、与民作主的事？焦裕禄在南考任县委书记，也不过一年零六个月，病逝的时候却让老百姓悲痛欲绝、泪流成河，为什么？因为他心里时刻装着南考人民；而张公呢？在监利任职时间也是一年有余，却仅仅把他有限的生命献给了那个有可能给他带来政治光环的“创两城”！
呜呼，张公！你失去了一个做焦裕禄的绝好机会！
让我们把思路回到李昌平的信上。
这是一封怎样的信，如何掀起恁大的风浪？
信很长，洋洋数千言，笔者不可能、也无必要将它全文抄录。谨摘如下内容，让大家有个概略的了解：
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一．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二十多天来，“东风”大卡车没日没夜地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我们乡有人，其中劳力人。现在外出人，其中劳力人……估计今年全乡弃田弃水面积将达到亩，占全乡总面积的65％……
二．我们这儿的田亩负担有元／亩，另外还有人头负担－元／人不等。一家五口种地８亩，全年经济负担－元（不含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农民种地亩产0斤谷子（0．4元／斤），80％农民亏本……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高过多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涕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
三．现在85％的村有亏空，平均每村亏空不少于40万元；90％的村有负债，平均负债60万元以上。90％的乡镇财政有赤字，平均赤字不少于万元，平均负债不少于万元。
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村级集体亏空一年比一年多，乡镇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我们棋盘乡不搞任何建设只交上面的税费，发干部的工资，支付债款利息，收支两品，乡村每年净亏0万元。这样下去，基层组织和政府怎么运转？
四．90年，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不过人，现在超过人，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无法得到控制。新上任的领导无法顶住内外压力，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排一帮子人吃“皇款”，年年有新官，干部增长何时休？……农民怎么受得了！
……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朱镕基在给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批文中，重点引述了李昌平这段振聋发聩的呐喊。
为了查实此事，中央农业部的两名奉命赴鄂的官员，从监利实地明查暗访的７天中，通过接触大量的人和事，证明了李昌平“所述情况属实”。
其实，京城两名官员调查的只是棋盘和汪桥两个乡镇。众所周知，汪桥是监利经济情况最好的镇；棋盘的情况虽不大好，但绝不比柘木、三洲等地更糟。
因此可以说，监利的实际情况，比李昌平所反映的，还要严重。
那末，监利每年汇报材料所称的，工农业总产值提高多少，农民收入增加多少，显然都是一派胡言、掩人耳目的了！
然而，各级领导都爱听假话：市委书记爱听，省委书记更爱听。因为，到处增产增收，形势一派大好，不正说明领导英明正确嘛！而李昌平这一揭底，却一下子戳穿了政治家们的“西洋镜”，让真实的监利展现在人们面前。试想，省、市领导能不恼怒吗？尤其是因此而“打道回府”的杨道洲，心里还不窝着一团火？
有气儿还得咽着。总理动怒了，谁敢违抗？于是，当朱镕基批示一下，省、市主要领导便惶惶然如惊弓之鸟，在监利这个鬼地方扎扎实实呆了三天。你瞧：正值炎夏，市委书记刘克毅却似大病一场，穿上了厚厚的夹衣；在98、99抗洪抢险中气壮山河、体魄强壮的杨道洲，此时却猝然病倒，在县宾馆临时宿舍里上吐下泻，其情可哀！
农民高兴了，因为终于有人上奏中央，他们的负担可望得到减轻了。
可各级领导们却陷入深深的狼狈痛苦之状！
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人们，你们究竟怎么啦？
尽管重蹈火坑，心烦意乱，杨道洲书记还得硬着头皮，收拾他原本讳莫如深、却被李昌平一刀捅开的“烂疤子”。
怎么收拾？敷衍塞责不行，躺着不干更不行。必须让人感觉到，他正有所动作，否则，于上于下都无法交代。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杨道洲出台了一系列被称之为“破冰行动”的改革措施：
——取消县乡以资代劳款万元；
——取消向村组平摊的屠宰税征收款1万元，改为向收购者和宰杀者据实征收；
——停止除血防、水利以外的一切集资项目；
——撤销全县管理区和办事处机构，全县在镇区工作的多名编外人员一律清退；
——在教育界实行并校减员，将全县多所乡村中小学合并为所左右，现有6多名民师精减近半数；
——超编小车实行拍卖，其所得全部用于乡镇还债或交县财政；
——县“四大家”领导专车取消；
——每年包干到领导们个人使用的３万元交通费取消；
——县直机关和乡镇干部移动电话、住宅电话费取消；
——所有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下乡补助取消,菜篮子补贴减少50％……
上述一揽子举措，被有关媒体誉为“暴风骤雨般的改革”。
然而，如果稍稍留心，我们就会发现，杨的这一揽子“改革”，实际上是一个急于“金蝉脱壳”的招数。
你瞧：撤管理区也好，减员并校也罢，无非是拿“小萝卜头”开刀，糊弄一下上面而已；而真正拥塞在县城的庞大臃肿的吃皇粮队伍，却原封未动。例如：小小容城镇财政所，竟有工作人员人（其中所长1名，副所长9名）；县工商局财政编制只有人，而工作人员却多达多人。这些超编惊人的单位和机构，在杨道洲的这番“暴风骤雨”般的“破冰行动”中，却一点儿也未曾触及，可谓毫发无损。
除此之外，杨的举措还可能造成以下几种消极后果：
其一，吃皇粮的行政人员，除少数有灰色黑色收入的人之外，大多本来就收入菲薄，而此番将他们的月收入人均削减－元，将导致这些人生活更加贫困，使行政管理阶层整体陷入恐慌。
其二，容易孳生新的腐败。高薪才能养廉；低收入会迫使一些干部以身试法，铤而走险。
其三，极易造成农民负担反弹。因为不解决根本问题，一旦本县吃皇粮队伍生计有忧，怨声载道，加上上缴省财政的巨额税利无法到位，便又将回复到向农民摊派的老路上去，形成“减负—增负—再减负—再增负”的恶性循环。
但杨道洲的做法并非一无是处。从目前看，至少达到了两个效果：
一是农民高兴。因为至少在眼前，他们的负担得到了缓解。
二是干部们骂娘。好多人对李昌平恨得咬牙切齿：狗日的，你出尽风头，害得老子们喝西北风！尤其是一部分好不容易在乡镇捞得一官半职、指望着有所“回报”的官员们，一下子落得个血本无归，更是大光其火，恼怒万分。
杨道洲反而得到了些许解脱。他可以对广大干部作这样的解释：同志们，这委实怪不得我呀！李昌平要闹这么一下子，要我杨某人又有什么法子呢？
这下轮到李昌平惶恐不安了。
李昌平发现自己突然置身于恶骂和流言的包围之中。
他仍是棋盘乡党委书记，仍和往常一样出现在县里召开的各种会议场合，可大家都生怕靠近他，都像躲避瘟疫一样地回避着他！
李昌平明白自己捅了马蜂窝，而那些愤怒的“马蜂”们此时正把他蜇得满身伤痕。
“这家伙为出风头，搅得监利不得安宁！”
“你出风头不打紧，不该害得我们喝西北风啊！”
“反映问题谁不会？关键是如何解决问题。他李昌平是乡党委书记，棋盘的问题难道他就没得责任？”
“你当他是个为民请命的人？没想想他当初在柘木……”
常言道：话能杀人。这些话可以说句句打中李昌平的要害。尤其是年发生在柘木乡的“茶铺事件”，那是他心中永远的痛。女人服毒死了，缘于乡干部们逼粮逼款，虽非他直接操纵，但他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若不是他把上级下达的税费指标当“圣旨”，把每年两度的收粮收款当作钢性任务，命令各管理区的干部拼死也要完成，也就断不会发生那桩惨事。他是农民的儿子，迄今，他的老父母仍在乡下靠着几亩簿田活命。可他手下的干部却逼死了像他父母一样无辜的农家女人！从这桩惨案中，他反思过许多。当他再度出任另一个乡的党委书记时，他痛切地感受到，农民的重负已到达极限，如果要完成上级的指令，那么三年前的“茶铺悲剧”可能再度重演。正是在这种进退维谷、无所适从的情况之下，他才斗胆向国务院总理写了那封信。
李昌平也不是完人。在给朱总理写信的时候，他也感到忐忑不安，可以说，他那封写给朱总理的信，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诚惶诚恐的情绪。你看，信中首先强调自己是“经济学硕士”（实际上李只是个函授班毕业生），其实是唯恐自己“人微言轻”，不被重视；在信中反复声明自己之所以给总理写信，是出于“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农民的无限同情”，是“讲政治、讲党性”的表现，其实是担心被人扣上“反党”的帽子。
这些都说明，李昌平在给总理写信的时候，心里是发虚的。
李昌平只是一个普通的乡干部。对他，我们不能求全责备。我想，只要是客观上达到了为民请命、为弱势群体说话的效果，我们就应对他的这个举动予以充分的肯定，或者说，至少我们不应对他横加指责。
然而，当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影响的时候，还有谁能够理性地对待李昌平呢？
如同下棋一般，杨道洲与李昌平已形成两军对垒、扭打难解之势。
杨道洲目前不会也不敢把李昌平当作对头来收拾。他深知，李昌平目前抱着一棵大树——朱总理。如若有谁此时此刻胆敢给他小鞋穿，他一纸小状便可将其以“打击报复”之名，送入朱总理的大棒之下。
朱镕基素以作风凌厉、办事果敢出名。他上任时对中外记者的那番慷慨陈词：“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也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已成为轰动一时的钢铁铮言。他曾说过：“我准备了一百口棺材，其中九十九口装贪官污吏，留下一口装我自己！”大有“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壮烈情怀。李昌平既然靠上了这棵大树，杨道洲便不得不小心十分。
以目前情势，杨道洲与李昌平各有优势：李昌平有总理撑腰，杨轻易动他不得——李是以质胜；杨道洲有省市领导庇佑，同时有浩浩荡荡的“皇粮大军”声援，李却“天高皇帝远”——杨是以量赢。
事情远未结束。一切都在较量中！
杨道洲“打道回府”这几月，利用媒体，对监利的“减负行动”进行了“地毯似轰炸”般的报道。
这些报道还真管用。市领导对监利的举措表示满意；省里的头儿们对杨道洲投以赞许的目光；8月初召开的省农村工作会议，监利县由反面典型一跃而为正面典型，杨道洲书记在会上掷地有声地介绍经验，与会人员赞不绝口，都道：监利这次改革动了真格，真不简单……
不料，杨道洲偏偏又在他自我感觉最好的媒体上踩着了“地雷”：全国影响颇大的一家报纸《南方周末》，于8月24日星期四头版刊登了黄广明、李思德的报道：《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文中登载了监利新闻人物李昌平的彩照和其写给朱总理的信件内容，同时不指名地对杨道洲给予了非常不客气的“定性”，称他是“被认为要对监利的问题负一定责任”。
这简直就是在人高兴之时猛掴一掌，在人得意之时打一闷棍，在人闲庭信步之时使了一下绞绊索……
偏有好事之徒订购了一千份《南方周末》，用两辆小车运抵监利沿途散发，大有唯恐天下不乱之势。
出于无奈，县公安局扣下了散发报纸的车，可《南方周末》立即通过电讯得知了信息，于是往新华社那里告了一状，新华社有关人士旋即质问监利县委是怎么回事。监利有关负责人忙解释：扣车与散发报纸无关；因为那辆车证照不全，扣押它纯属交通管理行为，云云。
没话说，开禁放行！
如鱼得水，散发《南方周末》的车竟一路绿灯，所发报纸被蜂拥而至的监利县民一抢而空，争相传阅。
你说，在此情形之下，杨道洲同志作何感慨？他这下可真正尝到了监利人的厉害：叫你打不胜打，防不胜防。监利人要找你的麻烦，那你即使有“土行孙”的本领，也无处逃遁！
对监利近几月来所发生的戏剧性变化，身处千里之外的一个人躲在暗处，静静地注视着。
他就是那位“含泪上书”的李昌平。
李昌平现在已经没了“泪”，但他也笑不起来。他现住在北京市医院，传说他得了癌症，已生命垂危。这或许反映了一部分人的心愿，但却不是事实。李昌平活得很好。他身体本无大碍，却选在北京“治疗”，真可谓用心良苦——这样既可以躲避谣言，又可以与北京农业部的人靠得更近（这一点意味深长）。现在，包括农业部、湖北省、荆州市及监利县的各级官员们，谁都不敢忽视这位“含泪上书”的小人物，因为他毕竟道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个令中华大地为之一震的危言，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有识之士就中国农业问题的深度思考。
李昌平也好，杨道洲也罢，他们也许都没有意识到，李昌平上书所触动的，实际上是中国的整个权力阶层。
农民为什么这样苦？除了层层盘剥外，近年来我国的农产品价格太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请看这几年农产品价格的走势：
年，水稻综价每百斤75元，棉花综价每担元，油菜籽价格每担元。年对比年，水稻综价每百斤降低32元，棉花价格每担降低元，油菜籽价格每百斤降低25元，降幅分别为42.7％、42.8％和20.8％。
农产品价格惨跌，给监利这个农业大县造成的灾难是显而易见的。按监利每年水稻商品量8亿斤、棉花商品量30万担、油菜籽商品量万担计算，全县万农民每年因降价减收3.7亿元，人平达元。这个数字是监利农民现在一年负担水平的1.7倍！
目下有一种理论，认为农产品价格低迷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使然，因为监利的农产品生产方式太原始，质量太低劣。
笔者却不敢苟同。
仅以粮食为例。监利现有库存粮食达12亿多斤，这些粮食一直关在国家储备粮仓里生霉、发烂，可我国每年却要拿出大把的外汇，向美国、加拿大等国进口粮食。这真是一种荒谬的现实！向外国大量进口粮食，说明国内市场有需求。远的不说，隔江相望的岳阳城陵矶国家储备粮库，年就因廪库虚空而向监利求购粮食，闻风而动的监利粮商江孝英夫妇，在取得合法手续后，将两车粮食运往对江，却被县工商局的执法者们中途拦截，在历经83天的卡粮、吊照、罚款之后，走投无路的江孝英只得用两壶酒精引火自焚，悲惨地结束了这场纷争。
本文前面所述的农业部两位官员，在其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我们每到一地都问农民有什么要求，他们的要求都不高，就是要求粮价高一点，农民负担轻一点。”现在，“负担”的问题查清了，是地方上加的。那么粮价呢？
如今，中央把所有问题的皮球都踢给了省里，省里又把皮球踢给了市里、县里，终于演化成了所谓“李昌平与杨道洲之争”。甚至连李昌平本人也步入误区，直把杨道洲当成了头号对手，并暗暗与杨较上了劲儿。
可悲啊，监利！
持续了半年之久的“监利风暴”以李昌平、杨道洲的同时调离而降下帷幕。
两人俱是心力交瘁，两人俱是黯然收场。
李昌平实现了自己的誓言：即使调离，也要赶在杨调离之前。他要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是杨道洲逼得他愤然出走。从而给仍然在任的杨道洲又一个难堪！据说，他现在农业部下属的“阳光集团”驻深圳办事处供职，显然是得到了农业部的直接关照。
杨道洲也好不容易回到了荆州市副市长的任上，带着一腔疲惫，一身创伤。
监利稍稍恢复了平静。
新的县委书记又上任了。新书记姓杜，叫杜在新，来自荆州，此前系任市广播电视局局长。据说新书记的就职演说十分精彩——与会者都这样说。
杜书记上任后，托人把“爱捅漏子”的李思德请了去，当然不是问“我初来乍到有罪无罪”之类的话，而是进行了“亲切交谈”。
李思德却为自己能享受平子奇般的待遇而兴奋莫名。不过，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承认，他就是平子奇。
至于新任的杜书记对李昌平还有无兴趣，那就不得而知了。
也许，李昌平已经成为历史。
也许监利的历史真的开始了新的一页。
但愿如此！
年11月.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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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这是本人在年的时候写的一篇杂感。纯粹是有感而发，内容不一定完全属实。当时给一位朋友看了，朋友称之为“奇文”。
一晃数年过去了，我离开监利也已达六年之久，但家乡这些年来发生的事情，比起年那年，竟更加令人欷歔。自杨道洲开始，前后四任监利县委书记，竟无一逃脱“险恶监利”的魔咒：两个被判刑，一个被双规，还有一个也正在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有关监利的话题，再度作为人们谈论的焦点。
此时此刻，回过头来再看一看草民十一年前写的这篇东西，或许会引发您对有关困惑的思考。
钟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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