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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刘虎
在很多热点新闻事件中，能见到网友调侃摄像头讲政治，“该坏的时候一定坏”，不让公众知道真相。湖南长沙一起法官“开庭被打”的刑事案件则更为离奇：从法庭到庭外走廊、处置法警、派出所讯问室、看守所讯问室，5处本来应有的监控、执法记录仪录像全无。三名被告人还指被法官殴打反遭公权力构陷。
到底谁打了谁？扑朔迷离的案情，导致该案对案件当事人历经了羁押、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多种限制人身自由手段，到重新恢复人身自由，甚至经由最高人民法院同意的两次延期，仍不能结案。目前，这起刑案已进入“案发”以来的第四个年头。
最高法院为了这个小案，已两次批准延期审理，引人注目
3个报警法庭里打人了
年9月17日17点07分，长沙接到来自岳阳电信手机号段的男子报警：在长沙市雨花区法院，发生了法官和律师打人的事件，45岁的胡杨被打，请求出警。
报警的是胡杨的二弟。此前胡杨发短信向二弟求助称，他和妻子参加三弟胡某某的离婚案庭前质证时，遭到了法官和另一方律师的拳打脚踢，且被分管院长派法警限制了人身自由。法院还倒打一耙，说他们殴打了法官。
根据雨花公安分局圭塘派出所一份《接处警经过说明》记载，18点，长沙再次接到报警。报警人为雨花区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俗称“少年庭”）法官苏辉。苏辉称审判庭被人扰乱秩序。圭塘派出所了解确认为同一警情，汇报分局。
在场的胡杨的妹夫亲眼见到派出所出了两次警但没有到打人现场就走了，警察并回复他说法院要自行处理。
20点02分，长沙接到此事件的第三次报警。报警人胡某某在岳阳，即是因故没有参与法庭活动的离婚案被告。胡某某说，在雨花区法院内自己哥哥被法官打了，现已超过五小时联系不上，担心有危险，求助。圭塘派出所警员告诉他：胡杨等人已在派出所接受调查。
圭塘派出所《接处警经过说明》称，胡杨等人是接到第二次报警后由该所警员从雨花区法院带回的。但该所另一份《接警及抓获经过》则显示，系在当日21点左右，雨花区法院法警将胡杨等三人送到派出所。
胡杨说，其在派出所接受的调查是他被殴打、被刑讯逼供、被一名穿白T恤、短裤、拖鞋的瘦个子年轻辅警单独讯问；胡杨的妻子也反映自己被殴打、被刑讯逼供、被辅警谭骏一个人讯问；胡杨的妹妹说，被殴打、被刑讯逼供、被穿黑T恤、短裤、拖鞋的辅警文涛一个人讯问。
“我被打得伤痕累累，反而接受讯问，说我打了法官；打了我的法官他们反而不抓，不接受讯问。”胡杨说，自己不服。
在三人接受讯问的笔录上，却并没有出现这些辅警的名字，而是别的名字。但另外的名字随意到令人大跌眼镜。譬如在胡杨之妻的一份讯问笔录上，讯问人之一叫“贺兴龙”，在记录人一栏却变成了“贺兴”；其妹妹的两份讯问笔录上，有讯问人“君珂君”，另两份则有相似的“尹珂君”。“君珂君”在派出所查无此人。
到底谁打谁、谁被打，这件事又因何而起呢？事情得回溯到近两个月前。
年7月23日，家住长沙市古曲南路的少妇谢某，委托律师去雨花区法院起诉离婚。谢某与丈夫胡某某于年5月相识，同年9月结婚，次年3月生下一子。雨花区法院受理了案件。
“办理我和妻子离婚案的是少年庭的苏辉法官。他受案后电话通知我，我告诉他自己与女方关系长期不和，几年前就带小孩居住在老家岳阳，而且户口都在老家。”胡某某说。胡某某提出了管辖权异议。他要求把离婚案移到自己居住地的法院进行审理。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法院管辖。住所地是指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
9月2日，胡某某的亲属收到了法官寄出的开庭传票和其它材料，其中有一份盖着雨花区公安分局黎托派出所印章、日期为8月26日的《证明》，证明胡某某8月18日在黎托派出所办理了《居住证》，居住地为雨花区某小区某房。另一份《证明》由一家物业公司出具、证明胡某某是该小区业主并自年以来就居住在该小区，加盖有居委会、街道办和黎托派出所印章，日期为8月18日。
“我从来没有去办理过《居住证》，派出所怎么能出这种假证明呢？而且我根本没有在长沙长期居住过。”胡某某打电话给法官，法官承认是他去派出所调取的证据。
9月4日，胡某某的亲友在红网上发帖，称“法官苏辉串通警察伪造证据”。9月8日，胡某某给法院寄去了身份证、户籍资料和管辖异议书。”苏辉收到后，又打电话说还要当地出具居住一年以上证明，于是他又寄了从村委会开具的证明。
令胡某某没想到的是，法院还未对案件管辖权作出裁定，9月14日他再次收到法院传票，要求其在17日下午3点15分参与庭前质证。胡某某咨询律师认为，法院尚未依法裁定案件管辖权，未满15天答辩期限，且法律上并无“庭前质证”这一程序，可以不去。
但是，为了防止不到法院产生不利后果，胡某某决定还是要去。不过，他冠心病犯了，只好书面委托哥嫂作为其诉讼代理人参加庭前质证。
9月17日清晨，胡杨夫妇和其妹妹夫妇乘坐火车去长沙。没想到，这一去竟出了事。
2名当事人：说派出所不证明“我妈是我妈”法官发火了
早上8点多，一行四人就抵达了雨花区公安分局信访室。之前，胡杨咨询了当地派出所办理居住证需要本人申请、提交照片等，办理后在公安系统里可以查到。如没有办理过，公安系统里就没有。
“我们出示了苏辉邮寄给我们的两份证明复印件，工作人员当场查询了公安居住证系统，证明我弟确实从未办理过居住证。”胡杨说，信访办工作人员联系了黎托派出所倪正昌教导员，让他们去找倪开具撤销证明。
“我们在黎托派出所找到倪教导员，他再次查询了系统，没有我弟的居住信息，证明确实没有办理过居住证。签字假入住证明的杜先敏说是苏辉要他开的，他后来怕出问题，8月22日就找苏辉把证明收回了，8月28日苏辉再要他开，他不肯开了，还告诉苏辉要谨慎。”胡杨说，杜先敏还展示了自己收回证明的原件。
下午两点多，四人赶到雨花区法院。他们按通知地点寻找A室，但法院的法庭指示牌上没有，逐层逐个房间找，也没有找到。问了几个人，其中一人告诉他们：那是四楼的健身房。
健身房怎么会成为法庭？四人来到A室，却发现指路者所言非虚——这里确实是个健身房，用桌子隔出一个小间，地上都是健身器材，有几张桌子，桌上没有审判员、原告、被告和书记员的牌子。进门右边坐着个眼镜男，一直在玩手机，没有穿法袍、没有戴国徽，没有介绍他的身份，桌上没有任何案卷；背靠健身器材坐着原告谢某和另一个眼镜男；只剩下进门左边靠墙一方还有两把椅子。
长沙市雨花区法院，健身房内的临时法庭
胡杨夫妇站着，妹妹挨着嫂子站着，妹夫环顾四处没有看到可供旁听的椅子，就退出了房间，在走廊上等着。房门开着。
其妹夫回忆，一会儿，他听到一个人问：“你是谁？你是被告胡某某吗？”胡杨回答：“我是胡某某的哥哥。他生病，来不了，委托我来的。”那人说：“被告胡某某本人没来，不能委托代理，搞不成，不搞了。”胡杨说，这是可以委托代理的，“你上午打来电话，同意了我弟弟委托我们来的呀！”那人大声说：“你有委托书吗？”胡杨回答：“有。”
问话那人即是30岁的法官苏辉。后来成为胡杨妻子代理人的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维俭评曰：苏辉声称被告本人没有来，委托代理人不行，庭前质证搞不成，这一说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这也导致后面激化了矛盾。
胡杨妹夫回忆，他听到屋里那人继续问：“是亲哥哥吗？”胡杨回答：“是的。”那人问：“有亲属关系证明吗？”胡杨回答：“有。”一会儿，那人又说：“你这亲属关系不行，必须盖派出所的章，村委会的章不行。”胡杨解释：“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派出所不开这种证明我妈是我妈的证明了，我们去派出所问了的。”
在这一年的8月22日，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明确规定18个证明不该由公安开。亲属关系证明不需要到派出所盖章，派出所也不再盖这种章。
站在房内旁听的胡杨妹妹也表示，法官苏辉一再要求“你必须盖派出所的公章”。“我哥哥把亲属关系证明给他，他把证明狠狠地往桌上一拍，大声发脾气说‘你这亲属关系证明不行啦，必须盖派出所的公章’，我哥说去过派出所了，不给盖，他仍然发脾气，说不可以。”
苏辉以被告胡某某本人没来，庭前质证不搞了。胡杨一方说，他们要求退回亲属关系证明、身份证、户口簿等证件，苏辉不退，他遂问苏辉为什么带原告及原告律师到派出所开具虚假的胡某某居住证明。双方发生了言语上的争执。
在屋外的其妹夫讲述，他听到屋里自己的妻子给法官解释“您好，我们跟您请假。胡某某冠心病，真的来不了，您问谢某，她知道这是事实。”这时，一个女的（后被证实为书记员）出来了，关上了门，还能听见里面说话的声音。一会儿，他听到里面有嘈杂声，接着看见胡杨把门打开，冲到走廊上，脱了上衣，身上多处受伤，焦急的说：“他打我，他打我，这是他打我！法官打人，法官打人，还没开庭就把我打成这样！”
“胡杨指着伤对站在门口的30左右男子（法官）说‘看，这些都是你打的，全是你打的’。那人没否认他把胡杨打成这样，只是推卸责任说‘你先打’。”一个赶到现场的女法官对胡杨说：打你那么多，赶快到这边来”。其妹夫称，一会儿，有法警戴着执法记录仪过来了。
5处监控：无一能提取用于还原事实
房间里发生了什么？离婚诉讼原告谢某、律师刘某某、苏辉法官、离婚被告方胡杨等人都讲述了当时情况。但几方各执一词，出现了三个版本。
版本一：离婚诉讼中原告谢某及其律师刘某某的讲述，胡杨、妻子和妹妹一起攻击苏辉，苏辉自始至终没有还手，等着挨打。然而“打人者”胡杨却在左胸、背部、左上臂、腰部、左手背、左小腿有明显瘀伤、刮伤或挫伤等伤痕。
版本二：苏辉的讲述，胡杨、妻子一起攻击苏辉，用拳头和脚对苏辉围攻，苏辉自始至终未动手，他肩部受到抓伤。他提供当晚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病历，显示其颈部右侧皮肤可见3-4处抓痕。医生给开了一支红霉素软膏。用拳头和脚击打，为何出现的是抓痕，这是个问题。
版本三：胡杨、妻子和妹妹的讲述，胡杨为旁听的、尚在哺乳期的妹妹搬椅子，苏辉（身高超过1.70米）对胡杨（身高约1.55米）主动攻击，胡杨妻子看到丈夫被打，劝阻，妹妹言语呵阻。后胡杨受伤，在左胸、背部、左上臂、腰部、左手背、左小腿有明显瘀伤、刮伤或挫伤等伤痕。
“法官说庭前质证不搞了以后，顺手朝我们砸来一个纸团。接着他拿起桌上倒扣的一块塑料牌子猛砸我哥哥的背和腰部及手臂，丢了牌子后又抓着衣服，用脚踢我哥哥左腿，对哥哥背部一顿拳头乱打。我哥正弯腰给我搬椅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打得蹲在地上。”胡杨妹妹说，她和嫂子吓得大喊不要打，“这时谢某和与她坐一起的男的也围上来要打我哥，我震惊地问他是谁，让他们不要打，他还凶巴巴的要打人的样子。”
“我哥哥逃到走廊，脱了上衣，他背上、腰部、手臂、腿部至少八九处伤，小腿被踢得肿起很大一坨，我们都哭了起来。”胡杨妹妹说，走廊上陆续来了一些法警，戴着执法记录仪对着他们进行拍摄，记录了胡杨被打伤的伤情和他们对苏辉的指控。
胡杨妹夫也称看见法警赶来后打开执法记录仪摄录，他们几人去找纪检、副院长等领导，法警也一直用执法记录仪记录。一个叫梁平的副院长开门接待他们，胡杨把伤给该副院长看，法警也拍摄了。
以上打人与被打的版本，到底哪个为真？有读者会说：法庭里有监控录像，一调出来，是非黑白就清楚了。有这种想法再正常不过。根据年最高法院《关于庭审活动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审判法庭安装录音设备，有条件的应当安装录像设备；人民法院应当使用专门设备存储庭审录音录像”的要求，应该有录音录像。但是，这间健身房法庭里并无此类设备。
雨花区法院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称，该院年6月开始对审判区一、二楼进行全封闭施工，故将原健身房A室和陈列室A分别改造成审判庭，交由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使用。A室无监控设备。
非但如此。雨花区法院还称，打人事件发生房间外的走廊虽有监控，但是坏了，还在维修中，因此也无法提供监控视频；而另一份提供给岳麓区检察院的函复中称“临时赶往现场”的法警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这意味着，有监控的走廊上发生了什么，摄像头不知道；胡杨妹妹与妹夫等人证实看到的法警摄像，大概纯属“幻想”。
雨花区法院纪检监察室的一份答复（图左）与该院的开庭公告（图右）自相矛盾。
该事件被雨花区法院确定为扰乱法庭秩序的刑事案件后，胡杨等人分别被羁押和监视居住，他们分别在圭塘派出所、长沙市第二看守所被进行了讯问。但是，这些审讯过程，直到上法庭也都没有监控录像。
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从法庭内到庭外走廊、处置法警、派出所讯问室、看守所讯问室，5处本来应该有的监控录像，一个都没有出现。这让查清真相成为一件棘手的事。
21点控罪事实拆分：两位法学家指斥法院系统性造假
年12月，雨花区法院就谢某、胡某某离婚案裁定：该法院有案件管辖权。年3月，长沙市中级法院裁定撤销雨花区法院裁定，将该案移送岳阳市岳阳县法院处理。年5月，谢某在岳阳县法院撤诉，双方协议离婚，和平分手。
位于中共长沙市雨花区委院内的雨花区法院
然而，因此离婚案引起的“扰乱法庭秩序罪案”才刚刚开始。年6月8日，胡杨夫妇及其妹妹由长沙市岳麓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检方起诉书称查明：法官苏辉对谢某、胡某某离婚案审查中，发现双方提供的胡某某居住证明不一致，胡提出了管辖权异议。苏辉就带领书记员蒋奉平与原告方一起到派出所核实。派出所出具了一份胡某某居住情况的证明。苏辉将此份证明复印件邮寄给了胡，同时传票通知其就管辖权问题召开庭前会议进行质证。苏辉在该院A室临时审判庭召集进行庭前质证时，要求双方当事人提供相关材料核实身份，发现胡杨妻子有授权委托书，但无亲属关系证明，胡杨有亲属关系证明，但无授权委托书，不符合诉讼代理人的手续要求，要求两人完善相关手续。胡杨及其妻见状，认为法官苏辉为难被告方，遂一起对其进行语言攻击，大吵大闹，说其虚开证明、收取人情，侮骂其年纪小、名堂多、胆大包天、没资格搞审判。苏辉见当事人哄闹法庭，再加上被告方的诉讼代理人法定手续不全，质证会议无法继续进行，决定暂停。胡杨见苏辉停止质证，扬言打死苏辉，然后上前殴打苏辉。胡杨妻子也拿“人民陪审员”的牌子、扩音器、印章等物品丢向苏辉，并且和妹妹从苏辉手中抢走双方提交的有关诉讼材料，法警赶至现场后从妹妹包中找到3页材料。苏辉在冲突中制服扣子被扯掉，颈部多处被抓伤。
“扰乱法庭秩序罪”是我国刑法上一个比较轻的罪名，可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但被告人均认为不可接受。他们发帖喊冤，认为挨打还被构陷，对方才有罪。几人先后由我国著名法律学者、西南政法大学高维俭教授和北京理工大学徐昕教授提供法律帮助。
徐昕指任何相关录像，雨花区法院没有主动提交，岳麓区检察院没有依法调取收集，岳麓区法院经当事人、辩护人多次申请，不予调取。直到最后，雨花区法院出具复函即情况说明，称A室没有监控，走廊线路改造，装配的监控不能使用，法警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不排除雨花区法院领导隐匿录像之可能，不能排除掩盖事实、拒绝真相的合理怀疑。仅从此角度，亦可得出胡杨等三人无罪的结论。依证据规则，应由公诉机关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承担败诉之风险。
“法院四楼的走廊恰好线路改造？装配的监控恰好不能使用？法警还恰恰不佩戴执法记录仪？问问全国人民，谁信？胡杨等三人以及证人都明明看到法警佩戴了执法记录仪，且按常规，法警执行警务工作时必须佩带，尤其是在法院发生法官与当事人冲突事件，法警能不佩戴执法记录仪吗？骗谁呢？”徐昕同时要求提供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同步录音录像。“审讯录音录像不可能一次都没有。胡杨第1次和第5次供述，第2次和第6次供述的主要内容一字不差，甚至连标点符号和语法错误等都相同，这可能吗？”
高维俭将检察院认定的犯罪事实拆分细化为21节“子事实”，逐一分析。他认为，事实存在诸多严重争议。
高维俭指原告谢某一方提供了明显虚假的证言。“谢某及聘请的律师均声称胡杨妹妹动手打苏辉法官，而且是和胡杨及其妻子三人群殴法官，还声称书记员蒋奉平在场。然而，苏辉法官的供述明确否认其妹妹动手打他的事实，书记员蒋奉平的供述亦明确否认其在场。”“二人又声称胡杨妻子等人抢回材料，又撕碎、撕毁了证明材料。这显然荒谬、自相矛盾且与事实不符。第一，他们为什么抢自己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等材料？第二，为什么撕毁自己提供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对己有利的。第三，事实证明材料并无毁损。反倒是谢某和律师刘某某手中有碎纸片，不知从何处得来。”
高维俭指：此案是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官苏辉提前一星期发传票传唤庭前质证，不安排到有监控设备的审判庭，故意选择在没有监控的健身房，十分蹊跷。而雨花区法院的《情况说明》则更为蹊跷。该说明称其审判区一、二楼进行全封闭施工，明显虚假，“实际上当天一、二楼均正常开庭，并无施工。”
从雨花区法院的开庭公告来看，事发当天一、二楼的第一到第十审判庭，有6个都在正常使用，其中第九审判庭还使用了三回之多。
是日下午，胡杨等四人从一楼起逐层寻找A室，未发现有封闭维修。而9月28日、10月29日，岳阳县总工会法律维权部的两位工作人员受单位指派，就胡某某作为农民工控告法官办案情况请求维权进行调查了解时，亦亲见法院1—4楼的21个正规审判庭没有任何装修过的痕迹，至10月29日也没有任何装修。
4年艰苦侦办：最高法院已两次批准延期审理
此案的审理旷日持久。岳麓区法院直到受理案件一年以后，才于年6月30日和7月21日召开庭前会议。审判庭将圭塘派出所审讯三人的全部12份讯问笔录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圭塘派出所的办案人员，一会儿叫“尹珂君”（左），一会儿叫“君珂君”（右）
庭前会议召开前，高维俭向岳麓区检察院发出近3万字的《律师意见书》，称结合全案证据及《刑法》第条规定，无法认定胡杨等人构成扰乱法庭秩序罪。建议检方对该案作撤诉处理。
高维俭指“无法认定”的重要一点，在于当时并没有开庭，谈不上扰乱法庭秩序。“《民事诉讼法》第条规定，开庭审理前，书记员应查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是否到庭，宣布法庭纪律。开庭审理时，由审判长核对当事人，宣布案由，宣布审判人员、书记员名单，告知当事人有关的诉讼权利义务，询问当事人是否提出回避申请等。但结合本案，书记员并无宣布法庭纪律，只是出现一下就出去了，所谓的庭前质证并没有开始，也没有书记员记录，发生争执时书记员亦未在场。”
年6月19日苏辉在接受岳麓区检察院一次询问中，被问及书记员有无宣布法庭纪律，也表示当时还没有进行该程序——依照法律规定是先核实双方身份后再向双方当事人宣读法庭纪律，他当时在核实原被告身份。
从犯罪时间看，聚众扰乱法庭秩序罪只能发生在法庭开庭审理过程中。法庭审理即从宣布开庭时起到宣布闭庭止，包括开庭预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法庭调解、法庭评议、法庭宣判等各个阶段。
年12月18日，此案在最高法院批准的第二次延期时限内得以开庭审理。徐昕等6名辩护人要求通知苏辉等数位证人出庭作证，并调取被摔坏的扩音器、塑料牌等物证进行指纹提取和鉴定。
调取雨花区法院的监控存储硬盘进行鉴定，也是要求之一。“有没有保修记录、维修记录、修理发票？”高维俭说，硬盘是否真的坏了，需要进一步依法查证属实，而不是仅靠法院给的一纸说明。
12月19日，因胡杨妻子出现身体严重健康问题住院治疗，此案中止审理。而新的开庭时间迄今还没有确定。
徐昕教授认为，雨花区法院和办案单位进行了一系列造假，伪造了三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只要能排除这些证据，对三名被告人的指控就是不成立的。相反，伪造证据的机构和作伪证的人员涉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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