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年春节即将来临，今年也是上海实施“禁燃令”的第二年。有人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年味变少了；也有人说，放爆竹虽然热闹欢腾，但是我们的环境却遭了殃。

被网友称为申城史上“最严禁燃令”是如何出台落地的？如何做好禁燃与节日民俗碰撞这道“辩证题”？第二年的这场禁燃“考试”能否再次上交满意答卷？市人大代表厉明，以及公安民警、平安志愿者代表等近日讲述“禁燃”背后的故事。

被人说“乐趣都被你剥夺了”，人大代表“很委屈”

“禁燃剥夺了我们的过年乐趣，没了鞭炮，没了年味。”当有市民向厉明“控诉”时，他感觉很委屈。作为“禁燃”建议人之一，厉明坦言，“禁燃令”曾受争议，实施的第一年，他感觉压力挺大的。

早在年，市人大代表厉明就提交了关于在本市禁售烟花爆竹的书面意见，他认为要从源头上杜绝烟花爆竹造成的公共安全、环境污染和市民健康之害。年的市人代会上，厉明更是领衔发出倡议：春节不放烟花爆竹，“我本来打算就本小组代表附议一下，结果其他小组代表纷纷表示愿意加入，最终有位市人大代表联名附议。”除了倡议书，厉明还联合其他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建议修订《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议案。

“事实上，上海内环以内一直是不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的，只是很难执行到位。”厉明提出，是否能将禁燃烟花爆竹的范围拓展到中环，结果没想到最终定在了外环，“这充分体现了上海的决心。”

“过年燃放烟花爆竹有着千年历史，但那是农耕时代的产物。”厉明回忆当初提禁燃时的初衷，他认为，随着社会发展，传统习俗与现代生活方式产生了冲突。“上海是个特大型城市，人口集聚度很高。几千万人挤在‘弹丸之地’燃放烟花爆竹，容易发生更多的火灾及人身伤害事件，而且对空气也有污染。”厉明说，燃放烟花爆竹，还会产生很多高密度居住下的邻里纠纷。

在厉明看来，当社会习俗上升到法律层面，这是依法治国方略的体现。“过去养狗不牵狗绳，老百姓觉得只是道德问题。但通过道德方式规范人们社会行为，往往效果上欠佳。”他说，这些年，上海关于社会行为的立法越来越多，如养犬、控烟、外环内禁燃等，“未来这是趋势，方方面面的社会行为纳入法治轨道，相信会有更多社会领域的立法走进我们的生活。”

商户和志愿者玩起“躲猫猫”，最后乖乖“投降”

“从城市管理者角度来说，‘禁燃令’实施后，我们也有巨大压力。”松江区洞泾派出所副所长朱伟江直言，对城市执法者而言这是一场硬仗，怎样排布警力、加强街面监控、禁燃区内劝阻燃放行为等，都面临考验。他还记得，当年12月31日下午条例宣布通过时，距离元旦新年仅有几个小时，“好在条例颁布前我们做好各种方案，落地后我们反而没有局促感，多了一份从容。”

今年，上海的禁燃工作非但没有放松，禁放区域还进一步扩大。朱伟江说，虽然松江区整个区域在外环线以外，但辖区内重点单位并不少，所以年松江设立了个禁燃禁放区域。今年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后，把禁放区扩大到个。

让朱伟江和同事感到最为棘手的禁放区是辖区内的一个贸易城。这个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贸易城，占地面积多亩，经营户多户。“做生意的人，有过节放炮仗的传统，警方挨家挨户上门讲解后，大部分商户都遵守法规，仍有个别商户偷偷燃放。”朱伟江就遇上了这样的商户：“他藏了鞭炮，乘人不备在店门口放鞭炮。刚放好，就把店门口的卷帘门一关，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最终小伎俩还是被民警识破了。”

在禁燃禁放的队伍中，少不了30万平安志愿者的身影。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贵州小区业余联防队队长沙干孙就是其中一员。沙干孙的业余联防队成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全部由当地居民组成，主要目的就是防火防盗。然而随着“禁燃令”的颁布，联防队的工作内容有了改变，管理的重点转变为外来小商户。

“为了让禁燃令更好地实施，我们只能‘跑断腿、磨破嘴’。”沙干孙所在联防队就在市中心区域，打交道的商户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小老板，“他们祝福生意红红火火，不仅放鞭炮，还放脸盆一样大的烟火弹，空气污染是不得了。”沙干孙说，队员们一家一家“跑店铺”，向每个柜台发放禁燃宣传资料。除夕晚上在每个路口安排两个人，巡逻检查，采取盯防战略。

由于禁燃条例和传统观念有所冲突，商户和联防队队员们玩起“躲猫猫”。“有些商户总爱趁我们离开时偷偷放，于是我们与他们捉迷藏，躲在隐蔽处，看见他们要放了，再跑出来。”因为队员们看得紧，商户多次燃放行动都被“活捉”，无奈之下，商户只能“投降”，交出了私藏的烟花爆竹。

春节最大的年味在于家人团圆

对于“禁燃令”，一些商户和市民仍存侥幸心理：“实施第一年声势浩大，也许第二年就松懈了吧？”对此，市人大代表、一线执法者等坚决表示：“禁燃令”一如既往严格实施。

在即将到来的年春节，上海投放市场的烟花爆竹总量预计仅余箱库存产品，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件预计仅发放9张，较去年再次大幅缩减。

大家认为，除了现场劝阻，源头的管控在禁燃时代更为重要。“我们所上个月就查处了一起自去年春节以来上海最大的烟花爆竹经营案。”朱伟江说，当时，民警们在贸易城内看到一辆装扮“诡异”的面包车，“车窗全部贴上了黑色的膜，凑近都很难看清车内情况。驾驶座和后座用一张布隔开了，后座放了什么都看不清。”最后在民警的排查下，查处了非法运营的余箱烟花爆竹，刑拘1人。

不少市民表示，从目前处罚违法燃放烟花爆竹的案例来看，违者处元罚款，处罚力度是否过低？能起到警示作用吗？对此，厉明认为，处罚标准高低不是最主要的，只有大家都支持禁燃禁放，才会起到真正作用。“禁燃标准掌握、警察执法尺度很难把握，人大以后在进一步修法时，可考虑把内容更加细化，便于老百姓识别。”在他看来，禁燃只是现阶段治理环境污染的一个手段，不得已而为之。如果环境改善，未来烟花爆竹声可以再次响起。

“开业嫁娶放鞭炮是民俗，放一下怎么了？”如今再面对这些不理解和质疑，厉明底气更足了。他认为，民俗随着时代发展而改变。“时代一直在进步，我们也在不断创造新民俗。”在他看来，过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年味并没有消失。“我们要保护传统节日习俗，但不是一味照搬旧俗，而要提炼春节真正的内涵。”他说，对中国人而言，春节最大的年味和意义在于与家人团圆，它代表着“回家”。

对于年味，沙干孙也有着自己的理解：“在上海燃放烟花爆竹不安全，禁放非常必要，我们还可以使用替代品，例如电子烟花等，让过年更热闹更安全。”他建议，通过社会各个渠道来宣传，市民也有更科学的产品来替代烟花爆竹，“现在的电子鞭炮还是不够逼真，希望制作方可以使得产品更加形象生动。”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图片编辑：苏唯编辑邮箱：shzhengqing